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小毛的折纸：2023

在回望刚过去的2022年时，有朋友感慨地说：“我在这一年里完整地体验了：恐慌、愤怒、悲伤、疲倦、沮丧、无助、绝望、荒诞，最后才意识到，我被羞辱了。我的理智，我的认知，我的观点，我的肉身，我的人格。”

她没有提到“希望”。

我理解她所说的那些，至少在上海封城的那个春天，我和她有同样的体验。当然，她一个人在上海，或许更孤立无援。室友的存在让她感知到身周还有活物，但室友既不关心外面发生的一切，也不能理解她的反应。作为一个年轻人，她的愤怒更强烈，也更难消化这些熔岩般喷涌而出的种种情绪。事实上，就像很多无辜的人一样，她一度误以为那都是自己的问题。

这种自我怀疑，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异类难免要经受的折磨，甚至自责为何不能像其他“正常人”那样适应，这些我本人也都经历过，我的建议是：你感受到的痛苦、不适未必是坏事，恰是自我蜕变的契机，由此可以反思、进而批判地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在大浪中找到一个立足点，而不至于被它搅扰得心神不宁。

这并不只是为了安慰她。本雅明在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论文中就曾断言，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就可能潜藏在无孔不入的现代机制无法触及的角落里，这种希望被波德莱尔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到，称之为“spleen”——一种集抑郁与愤怒于一身的复杂情绪，也许接近于“躁郁”，可以唤起全新的意识和行动。

当下也是如此，虽然内在冲突的情绪让人疲惫不堪，又或被当作“精神内耗”，但这种剧烈的瓦解、失序可能是必要的第一步——精神状态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潭死水，而应当是一种重组后达到的全新平衡。每个迟早都得经历这样的“通过仪式”，只是这一次它来得猝不及防、地动山摇。

疫情中的经历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帮我们一下子看清周围人的价值底色，认清自我，也由此找到了彼此。这不是要美化苦难，恰恰相反，是拒绝承认我们只能被动地承受苦难，想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这一点，她也同意：“是的。这是一场创伤。毫无疑问的创伤。但是也成长了。”

《肖申克的救赎》

我也清楚地知道，如今很少还有人满怀希望，以往那种对未来的普遍乐观情绪，已经饱受打击。

在上海封城之后，另一位朋友曾和我道出这种心理变化：

以前心里总是觉得还有一丝希望，不可能这么荒谬吧？现在无论多荒谬，我都不会震惊了。在这种环境中，我都恍惚了。之前我认为这都是存在于书本上的，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就活在书里。

在这里，他所说的“希望”是一种对未来确定性的预判，好比相信不论怎样，天不会塌、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普通人的安稳日子也能一直延续下去，因而当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发生时，一刹那间他震惊了。

当这种确定性崩塌之后，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永远无法回到事前的状态，因为他/她现在分明看到，自己原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在此，“希望”所涉及的其实是一种基本的安全感。

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所谓“希望”，多少有点像是小时候期盼家长的新年礼物，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完全取决于大人的心情，为免预期落空带来的失落感，他们早已习惯了最好不要抱有希望。

基于这种特殊的理解，他们坚持认为，对未来不抱希望才是现实的、坚韧的、更有力量的，因为这样对可能的好运、他人恩赐完全不抱期待的自立，相当于事先预防了意外打击，而希望则接近于“不切实际的妄想”。这样的思路确实可能对现实中的问题看得更清，也因此常常被视为比那种浅薄的乐观更深刻。

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被迫依赖自我的“坚强”其实活得很可怜，因为从本质上说，这是在缺爱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一套心理防御机制——由于父母的爱不可预期，他们干脆宣称自己不期待、不需要，到最后甚至可能没有勇气去接纳来自他人的善意。实际上，这与散沙化社会的心态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也往往丧失了改变的勇气，因为它已事先假定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现实。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希望”，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它有还是没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无论我们操心与否，结果都差不多——实际上，那看起来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就只是那么发生了。

有一张颇具讽刺意味的照片，“这个世界会好吗”底下的肯定答复“会的”，已被划掉，改为“等通知”——这可能是疫情防控时无数人最怕看到的三个字，一切都没有个准数，而我们就像久旱时束手无策的农民一样，除了祈祷之外，就只能被动地苦苦等待天开眼。

经历了这一年，很多人都体会到卡夫卡笔下那个荒诞的世界原来是现实主义，他只是比我们更早地预见到那个无机世界吹来的暴风雨。他的好友布罗德曾问，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希望，卡夫卡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有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那属于谁？属于一些小人物，一些仅凭自己的镇定和躲避就逃出家庭沼泽的生灵们。

我想说的是，我们仍然可以心怀希望，但这希望不能放在别人身上，而要放在自己身上。一直以来，中国人其实习惯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尤其是“下一代”），不少孩子肩负着全家沉甸甸的希望，有时他们也完全清楚，那不是自己想成为的自我，而更多是为了宽慰父母——但没有人能欺骗自己，我们终究不是他人实现愿望的工具。

我所说的“希望”关乎自我，那意味着在清楚自身限度的情况下，去成为最好的自己。乍看起来，那倒像是那种对未来不抱希望的自我依赖，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保持对外界的开放，也相信自己仍有改变的潜力和可能。

当往日远去，我们当然要记住那些经历，但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它只是一个教训，不是无期徒刑。”（Never be a prisoner of your past. It was just a lesson, not a life sentence.）过往的经历，应当促使我们更好地反思和行动，就像有位勇敢的女孩子在接受播客采访时说的：“即使我站在原地，只是感到愤怒，什么都不做，也是我行动的最小值。”

现在来看，我前两年所说的“乐观”，也不免有些宏大，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对长时段社会变动的达观，但对多数人来说，这可能都没多大意义，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当下的每一天怎么过。

在疫情封控最紧张那会，作家邓安庆因为阳性，被前后隔离了整整两个月，他后来说，那段时间在方舱里没有网络，幸好还有阅读和写作，否则时间太难熬过，“在失去身体自由时，保持内心的秩序是我最在意的。这应该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吧。”

不论怎样，保护好自己的权利和内在的自由是第一位的，也认清哪些是自己必须捍卫的。李健吾曾说过，人生要学着去做到三点：生活和读书；在不懂中领会；在限制之中自由。能做到这些，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之举。如果还能找到彼此，那你的存在可能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希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先生说得对：“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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